刘小强等:走出一流学科建设的误区

发布者:发布时间:2019-12-30浏览次数:14

走出一流学科建设的误区[1]

——国家学科制度下一流学科建设的功利化及其反思

刘小强  聂翠云

摘要:在国家学科制度下,一流学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蜕变为功利化行为,陷入了诸多误区:追逐排名的一流学科建设注重学术指标,并不能真正提升学科水平;不同主体的价值追求各异,严重削弱了一流学科建设的效果;自上而下的建设方式注重资源投入的外在“利诱”,却忽略了学科内生动力的激发;以一级学科为平台,违背了今天知识生产的特点和要求。走出一流学科建设的误区,就要加强一流学科生产能力的建设,协调政府、高校和学者的价值取向,激发学科成员的内生动力,加强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建设。

关键词:学科制度;一流学科;功利化


作者简介:刘小强,江西师范大学科教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南昌师范学院副院长,教授,南昌330022;聂翠云,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南昌330022。


一、学科建设:国家学科制度下的功利诉求

“学科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核心词汇,“学科建设是龙头”几乎成为高校工作的常识。当前,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学科建设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确认和提升。但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个人人皆知的名词却是我国高等教育语境下的特殊词汇,在英语中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翻译。在西方高等教育里,只有大学建设问题,没有学科建设问题,只有一流大学(world/top-class university)的说法,很难找到一流学科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

西方国家建立的是“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1]。在这一制度下,学科主要是理智层面上的存在,指的是某个认识的领域,或是擅于这一领域的学术人员的集合或统称,所以英文单词“faculty”既指学科,也指的是某一学科的全体教师。在这种学科制度下,一门学科能否被称为学科,关键是看其认识水平的高低和知识体系是否完备,是否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同。除此之外,学科并不需要获得学术共同体之外任何权威(如政府、教会等)的批准。这种制度下的学科没有权威统一的学科目录,学科身份与资源获取也没有必然联系。一门学问即使不能称为学科,也可以在高校中设立相应的研究和教学组织、获得人财物的资源,同样具有发展的空间。

但是在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学科制度与上述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完全不同,政府,而且是中央政府制定统一、法定的学科目录,明确规定学科的分类、名称、内涵。一门学科能否成立,能否建立起教学、研究等方面的社会建制,关键是看它是否进入政府颁布的学科目录。这样的学科是“国有的”“法定的”“神圣的”,这样的制度我们称之为国家学科制度。在国家学科制度下,因为学科目录具有合法性、权威性和统一性,所以它还往往成为高校院系设置、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人事管理、资源分配等各方面工作的基本框架和依据。因此,国家学科制度下的学科,不只是学科目录中的知识分类,还对应着高校相应的教学科研组织、岗位编制、设施经费等。这样的学科不只是理智和认识意义上的认识领域,还是社会建制、资源利益意义上的实体单位。

与此相适应,国家学科制度推动了两种形式的学科建设:一是知识理智层面上的学科建设,即将非学科、前学科的知识领域建设成为“学科”并获得官方承认进入学科目录,从而获得正统、合法的身份,或是对已经获得承认的学科进一步加强建设,推动其在学科目录中升格并且分化出更多的次级学科。因为学科成立与否、成熟与否,能否进入学科目录以及学科层次的高低等等,都与学科的发展空间和资源获取密切相关,与学科从业人员的“饭碗”休戚与共,所以学科的学术共同体会着力推动理智层面上的学科建设。

二是社会建制层面上的学科建设,即对高校中作为人财物等要素集合的学科的建设。因为同一学科可以在不同高校布点,而学科只有一个,所以这样的学科建设其实不是对一门学科的建设,而是对高校里具体的学科点的建设。高校所建设的不只是理智和认识意义上的学科,而更多的是组织建制意义上的学科点。一个学科点其实是一个组织系统,对应了开展学科教育和研究所需要的各种人财物资源,这样的学科建设意味着组织系统的扩大和加强,意味着物质资源的获取和实际利益的获得。所以学科点会积极推动并参与这种学科建设。同时,因为学科点是高校的组织单元,也是基本的“生产”单位,学科的水平决定了高校的办学水平,也决定了高校的社会声誉和资源的获取,所以高校也在积极推动这种意义上的学科建设。

无论是知识理智层面的学科建设,还是社会建制层面的学科建设,国家学科制度下的学科建设往往是功利主义驱动下的学科建设。因为无论是从动机、目的,还是从过程和最后的结果来看,两种学科建设都与资源和发展空间的获取有关,都与学科从业者、院系、高校的局部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均是特定群体功利诉求的表达。因此,在国家学科制度下,为了不断扩大资源和发展空间,学科建设就成为学科的“终身大事”,成为高校和学科点的“常态”工作,这或许就是学科建设在我国是“龙头”、在西方却“无闻”的真正原因吧。

学科建设本来与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在知识经济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大学已经成为社会的核心机构[2],大学和学科已经成为“三螺旋”国家创新模式中最重要的一根螺线,学科的水平已经成为影响甚至决定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就成了学科建设的重要利益相关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政府积极推动一流学科建设,意图通过加大投入,提升高校和学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而高校和学科点则为了获取发展资源,热情地投入到一流学科建设中去。这样的一流学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功利化行为。

二、功利化:一流学科建设的几个误区

功利化的一流学科建设在实践上往往偏离了学科建设的本真,走入诸多误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追求排名的一流学科建设注重学术指标,并不能真正提升学科水平

一流学科建设本来是为了提高学科水平,但是在实践中却功利地陷入了追求排名的“旋涡”。因为政府强调要根据各种第三方学科评价数据来强化学科建设绩效,并对一流学科进行动态管理。这样,学科建设的好坏和“一流”身份的进退就是根据第三方评价和排名的变化来判断,一流学科建设在实施过程中往往被看成是学科排名的建设。最后与其说是排名引导一流学科建设,还不如说排名“主宰”了一流学科建设。这样,对于高校来说,学科建设的对象不是学科,而是学科排名,一流学科建设最紧要的不是提高学科水平,而是提高学科排名。因为在各大第三方学科评价体系中,学科评价主要就是对学术指标的评价,所以追逐学科排名的一流学科建设最终也就功利地归结于对学术指标的追逐。

但是,学术指标上去了学科水平就一定上去了吗?两者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一流的学术指标提升了一流学科的水平,还是一流的学科水平产出了一流的学术指标?显然,学术指标是学科建设成效的体现,因为学科水平提升了,形成了一流的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才会有一流的学术指标。所以,一流的学术指标只是一流学科建设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学科建设的对象或内容本身。如果仅仅功利地盯着学术指标来建设一流学科,即使有一流的学术指标,也不一定能真正提高学科水平、建成一流学科,因为学科水平不仅仅是学术水平,还包括人才培养水平和社会服务的水平,不仅仅体现在看得见的学术成果上,也体现在看不见的学科制度、组织文化和学术氛围上,还体现为学科高效的运行机制、合作机制、激励机制等。

但是在当前的一流学科建设过程中,很多高校不是通过扎扎实实地建设学科来提高学术指标,而是投机取巧地“为了指标而指标”,通过不计成本、不讲效益地花高价“买”人、“买”成果,直接对学术指标进行建设。这样的一流学科建设虽然在短时间内提升了学术指标,但是“买”来的成果并不是学科建设的成果,买来的“大咖”并没有成为学科团队的一员,没有引领或带动其他成员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学科的制度、机制和文化没有变化,学科团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没有提升。一旦“买”来的人“飞”了,一旦没有后续建设资金投入了,学科的学术指标立即就会被“打回原形”。显然,这样的一流学科建设并没有对学科本身进行建设,即使学科产出了一流的学术指标,但是学科水平并没有真正得到提升。

2.一流学科建设的不同主体“各怀鬼胎”,严重削弱了学科建设的效果

谁在建设一流学科?这可以从不同层面来看。在领导决策层面上是政府,在组织落实层面上是高校,在具体实施层面上是学者。政府、高校和学者这三个主体,在价值取向和节奏步伐上应该保持一致,才能形成一流学科建设的强大合力,实现最好最大的建设效果。但是一流学科建设的功利化让三个主体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着不同的理念和理解,追求不同的利益和目标,使得“一流学科建设”在不同场合和语境中没有一个统一确定的内涵,一流学科建设的力量分散、方向发散,不同主体甚至还会互相冲突。

首先,从政府来看,推动一流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这从国务院《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关于一流学科建设的“两个导向”“三个面向”中可以看出。政府推动一流学科建设,其首要目的不是要提升学科的水平,而是要提升一流学科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学科的“效用”是其最大的价值追求。所以,政府推动的一流学科建设是服务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其次,高校作为主体,是一流学科建设的组织实施者,其最直接的动机是获取建设资源和一流学科的身份声誉,从而在高等教育的竞争中保持优势。因为一流学科的遴选和动态管理,都与各种第三方评价的数据密切相关,所以高校特别看重学科的社会评价和排名,几乎都将学科排名指标作为一流学科建设的核心目标,按照“怎么评就怎么建”“评什么就建什么”的逻辑来组织实施一流学科建设。所以说高校实施的是“排名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是基于排名、根据排名和为了排名的一流学科建设。最后,学者作为一流学科建设的主体,他们是具体的、一线的学科建设的执行者,他们参与一流学科建设的最大动机就是产出学术成果并获得相应的学术资源。对于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来说,发表最新的科学发现、获得学术共同体对其科学发现优先权的承认,是其一生的追求,也是对其艰苦研究工作的最大奖励。同时,在高校现实的以学术GDP为导向的绩效管理环境中,学术发表和产出也是学者谋取个人利益、赢得生存竞争的“王道”。所以,学者们并不关心政府所追求的服务,也不一定在乎高校关注的排名,他们最大的追求就是成果的产出,学者们所推动的一流学科建设实际上是成果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

3.自上而下的一流学科建设注重经费投入的外在“利诱”,忽略了学科内生动力的激发

一流学科建设遍及各省区,涉及数百所高校,颇受社会各界关注,犹如一场“运动”,声势浩大。这场“运动”走的是一条从政府到高校、从中央到地方的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实施路线。首先,从推动一流学科建设的力量来看,是政府而不是高校,更不是具体的学科发起这一“运动”,并不是因为高校和学科感受到了生存危机来进行一流学科建设,而是政府因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着力推动了一流学科建设。其次,从中央政府的遴选和审批来看,政府制定权威的遴选标准,在不需要高校申报的情况下,单方面审批决定进入一流学科建设高校的名单。所以,政府在这场“运动”中起到了绝对的主导作用。正是因为采取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路线,所以不但一流学科建设的动力来自于学科之外的行政权威,而且建设的形式、步骤和方法也是由学科之外的政府和高校管理层来规定。可以说,这样的一流学科建设是外发型而不是内生型。

从各级政府推动一流学科建设的方式来看,经费投入似乎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手段”,这从国家和各省市层面出台的相关建设方案中可以清晰看出。高校为了获得经费资源和身份声誉的功利目的积极参与一流学科建设,把加大投入看作是学科建设的最大需求,把争取经费作为一流学科建设的最大目的。这样,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一流学科建设实际上就演变为经费和资源的建设,高校和学科点的动力来自于可预期的物质利益的获取。一流学科建设成为政府借助行政权威力量、以物质资源“利诱”高校和学科点的行为,一流学科建设最终要么本身就被当成了资源建设,要么就变成为了资源而进行的建设。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学科建设的执行者,处于基层的学科普通学者的内在热情和动力没有得到激发,学科建设在执行层面上目的不明、动力不强。

伯顿·克拉克说,“与其他组织生活方式相比,学术权力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底部沉重,影响弥散和决策渐进。”[3]一流学科建设也是“底部沉重”的事务,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高校管理层的意志都需要通过基层的学者来实现,学科建设的方向、方式等都需要得到学者的内心认同才能得到落实。但是在以经费投入“牵引”一流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学科建设更多地被视为组织的使命或管理层的任务,并不是普通学者们所关心的事情,他们并没有多少主动参与一流学科建设的愿望和积极性,更谈不上学术热情与责任感。这样的一流学科建设最终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4.以一级学科为平台的一流学科建设局限于单一的一级学科,严重违背了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生产的特点和要求

在国家学科制度下,为了保证学科内涵的清晰和稳定,学科实行严格、清晰的分类,科学知识被划分为若干独立的学科门类,在学科门类下垂直细分出一级学科,二级学科又是一级学科的垂直细分。这样,任何二级学科都是单一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任何一级学科都隶属于单一的学科门类,不存在跨越一级学科的二级学科,也不存在横跨两个以上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在高校里,院系组织、岗位编制、资源分配都与学科目录严格对应。学科目录中的“条块分割”就顺理成章地演变成为高校内部组织和资源之间的“条块分割”[4]。这样,学科与特定人员的利益紧密相连。设置一个新的学科,很多情况下意味着这个学科的人员从相邻相近学科中分离出来,组成一个新的独立设置的专门学术组织,享有专门分配的人财物资源。建设一个学科,就是建设一个个独立封闭的学术单位,意味着这个学科独享了更多的发展资源,同时也意味着这个学术组织的进一步孤立、组织和学术的边界进一步明确——高校的学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学术“山头”的建设,而建设一流学科,则更可能是建设更高的“山头”、更孤立的“山头”。

实际上,这种纯粹学理意义上的严格学科划分反映的并不是知识和世界的真实面貌。今天,知识正在转型。进入知识生产模式Ⅱ的时代,学术资本主义盛行,三螺旋创新模式日益清晰,科学研究和知识生产越来越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从远离应用到关心应用和需求转变。在这种情况下,一流学科的水平不再只是表现在传统学术成果发表的数量和质量上,而更多的是体现在解决重大现实问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上,一流学科建设不再只是在单一学科内进行理论探索,而是要在现实情境中跨学科地解决问题,一流学科的建设目标要从传统的学术学科走向高水平的创业学科。

但是,当前的一流学科建设却是以一级学科为对象和平台。显然,这种以学科为基础、以单一一级学科为平台的一流学科建设方式与当前知识转型背景下知识生产的要求背道而驰,基于纯粹学理意义上的学科分类、囿于单一一级学科的一流学科不能满足现实复杂综合的社会需求。特别是出于经费投入及其带来的物质利益的考量,获批为一流学科的学科点,为了独享资源和防止“外敌入侵”,会更加人为地竖起学科之间的壁垒,阻止学科之间的交叉、学科人员之间的交往、学科资源之间的共享互通。与此同时,在强调绩效评估的背景下,以一级学科为平台的学科评估让“学科之间面临更直接的利益冲突,学科在尽力抢占资源,实施‘保护主义’的同时,逐渐走向封闭”[5]。所以说,这样的一流学科建设最终有可能不是提升了学科水平,反而有可能阻碍了学科水平的提升。

三、回归本真:一流学科建设的反思

走出一流学科建设的误区,需要远离功利主义的倾向,回归一流学科建设的本真,重新认识和思考一流学科建设。

1.一流学科建设建什么:归根到底是一流的学科“生产”能力

学科建设的结果和对象是两回事。一流学科建设的结果当然是“产出”更多更好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一流的学科“产品”,如高水平的学术成果、高素质人才和高端的服务等。但是一流学科建设是建什么?这是建设的对象问题。排名导向的一流学科建设注重学术指标,把建设对象狭隘地归结为能表征为学术指标的学术产品,盯着学术指标进行建设,不计成本地追求“学术GDP”,这样的一流学科建设把建设的结果错误地当成了建设的对象,不考虑建设的成本投入和效率效益,也没有有效提升学科组织自身的能力素质,最终也不可能保证一流学科产品的可持续产出和一流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学术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判断学科水平的重要依据,但是学术产品是一流学科建设的结果,而且是结果之一,它只是一流学科建设成效的具体表现,而不是一流学科建设的直接对象。我们认为,一流学科建设的对象不是一流的学术指标,也不是简单的学科产品,而是持续、高效地生产一流学科产品的能力,概括来说就是学科生产能力,即学科在消耗一定资源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地产出又多又好产品的能力,这就要把学科生产产品的多少、质量的高低与生产的投入、可持续性和有效性等统筹起来考虑。学科建设是能力建设,一流学科建设是建设一流的学科生产能力。只有真正提升了学科的生产能力,才能保证学科高效率、持续地产出又多又好的学科产品[6]。

组织的能力是组织内在、综合、隐形也是相对稳定的素质。把一流学科建设定位于一流的学科生产能力的建设,要求我们坚持系统思维,把学科建设看作系统的整体提升,而不是个别要素和个别人才的建设,要求我们放弃对一流学术指标的简单追逐和对学术产品的狭隘关注,要求我们必须把目光投入学科“生产”的具体过程,关注作为整体的学科组织的建设,关注影响学科“生产”的深层次制度、文化和机制,而不仅是看得见的硬件资源和学术产品,关注整体的学科队伍特别是青年人才的培养,而不仅是个别领军人才的外来引进,等等。

2.一流学科建设为了谁:政府、高校和学者个人利益的协调和统一

在知识转型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一流学科建设要摒弃过去纯学术导向的建设思维,积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一流学科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校和学者等不同建设主体的协调统一,确保一流学科建设的服务导向贯穿遴选、建设和评估的全程,从决策者到实施者、执行者贯彻到底。

对于政府来说,就是要明确坚持服务导向,并将其体现到学科建设的相关政策中去。服务导向不能只停留在口号和文件中,还要具体细化,体现到具体政策措施、观测点和指标上去,体现到学科的遴选、评价、动态管理、奖励等各方面的政策中去,自始至终、“四面八方”地引导高校和学科重视服务、强化服务,引导一流学科建设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政府的相关政策应该注意协调,确保各项政策导向一致,不能自相矛盾。

对于承上启下的高校来说,既要紧密对接、落实政府的服务导向,改变对学科排名的短视追求,又要改变学者过分追崇学术成果而忽视服务社会的倾向,其关键就是要改变学科建设的管理方式和科研评价办法。一是要充分发挥行政力量,对一流学科的建设进行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将国家战略、市场需求、社会需要与大学的目标、学科的传统优势和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有机地统一起来,通过确定方向、设立目标、加强协调,将个体的学者和分散的力量有效地组织起来,形成“拳头”和合力,朝着一个共同目标前进。我们认为,学术可以自由,但是一流学科建设不可以是纯粹的“学术自由”。高校可以是“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的“松散联合”[7],但是一流学科不应是松散的、无政府的。二是要改革科研评价和职称晋升办法,用科研评价的杠杆和职称晋升的指挥棒“撬动”“指挥”学者关心经济社会发展、愿意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例如在学术成果的形式上,要对学术论文之外的其他非传统成果(如实践指导、咨询报告、建言献策、网络成果、问题解决方案等)进行认定,在评价标准上要重视非学术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等等。如吉林大学、浙江大学近年来就对学者发表在网络媒体上的成果进行相应级别论文的认定[8]。在学术成果的评价上,在坚持传统学术标准的基础的同时,还要注意引入符合政府、市场和资助者价值指向的多重标准。在评价主体上,不仅要依靠传统的学术同行,实行同行评议,还要将其他的利益相关者、特别资助者和客户引入评价主体中来,实行多元的质量评价。

3.一流学科建设依靠谁:激发全体学科成员的内在动力

在自上而下、自外而内的一流学科建设“运动”中,一流学科建设被功利地看成是资源的建设。资源本来是学科建设的条件,现在反而成了学科建设的目的。这样的一流学科建设偏离了学科建设的本真要义,不但把作为学科建设真正执行者的学科学者们排除在外,而且还有可能演变成为政府、高校和管理层之间的“巧取豪夺”和“金钱游戏”。即使是学术指标的建设,虽然学术成果要由学者来“生产”,但是组织推动建设的主要力量仍然是政府或高校的管理层,普通学者只不过是实施这些建设的工具而已。所以在一流学科建设里,我们经常看到的是政府和高校管理层的强势身影,学科建设的过程本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事务,但实际上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政权力在驱使。这样带来的结果就是,一流学科建设往往被普通学科人员当作是管理层的行政事务,即使有学术人员的参与,那也只是学科带头人的事情,经常出现校方和管理层“一头热”、学科和学者“不为所动”的尴尬现象。所谓的团队或学科并不是志同道合的学术同行的共同体,而是为了申报项目临时拼凑起来的“大杂烩”。学科成员并不是因为共同的学术兴趣或共同的学术使命走在一起,而是被共同的物质利益和外在行政命令捆绑在一起。这样的学科或团队看似阵容强大,但实际上学科成员缺乏内在的兴趣和动力,缺乏共同的目标和愿景,几乎是一盘散沙、一群“乌合之众”。

高校是“底部沉重”的组织,之所以“底部沉重”,是因为高校主要的工作(如教学、科研)是在底层开展,懂得这些工作规律、承担这些工作的学者也都生活在底层组织中。所以,高校的运行完全不同于企业与政府,高校的重心在基层,动力也来自于基层。学科建设是学科“生产”能力的建设,学科“生产”能力是由学科队伍、组织文化和机制等因素决定的,所以学科建设更是“底部沉重”的事务。学科是学者的学科,学科建设是微观具体的事务,是全体学者们的事务,学者是学科建设的实际执行者,学科建设在根本上还是仰赖于全体学科学者的学术合作和努力。所以,一流学科建设不能只是依靠政府和高校管理层的外部推动,它更需要学科全体学者的内在动力。政府和高校管理层的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必须转化成为学者们有意识的行动才能得以实现,一流学科建设工作应该着眼于调动全体学者的积极性、增强学术活力和促进学术互动,一流学科建设各项政策和措施也要以激发学科全体学者的内心动力为主要目标。

4.一流学科建设怎么建:问题导向的跨学科研究中心

如前所述,以单一一级学科为平台的一流学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与当前知识转型背景下跨学科、应用语境下的知识生产趋势背道而驰。一方面,传统的学科都是学术型的学科,划分标准遵循的是学理逻辑,其下设置的建设方向也是纯学术的学理方向,这样的学科建设并不关心现实问题。另一方面,重大现实问题一般是跨学科的复杂问题,需要多个学科的共同参与,以单一学术学科为对象的一流学科建设难以解决重大现实问题。实际上,从当前各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所公布的一流学科建设方案来看,都普遍存在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虽然有些高校在方案中明确了以一级学科引领学科群的建设思路,但是这种学科群的建设仍然遵循着学术化的学理逻辑,缺乏明确具体的问题导向,最终使得这种学科群只是学科的松散组合,缺少有机联系,难以实现真正交叉。

当前,很多国家和地区也在进行着类似我国“双一流”建设一样的行动,但是很多情况下,他们建设的对象并不是我国这种学理意义上的纯粹单一学科,而是聚焦重大现实问题,建设跨学科的问题研究中心。例如在澳大利亚,一流大学的建设是通过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简称ARC)的“卓越中心”(Centres of Excellence)建设计划来进行。ARC自2003年以来在一流大学内资助建设了5批卓越中心,这些中心都是跨学科的、重大问题导向的校际甚至国际合作的研究机构。如ARC2017年在7所大学里资助建设了7个研究中心,其中在新南威尔士大学建设的气候问题卓越中心,就是联合了美国、英国、瑞士等多个国家的大学、政府部门、航天中心等不同机构进行研究[9]。又如我国台湾地区的“迈向顶尖大学计划”就规定所有入选的12所大学将需要重点建设的学科全部整合成为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来建设。台湾大学就在11个学院之间组建了不同形式和层次的十大跨学科研究中心,如信息电子科技整合研究中心、基因体医学研究中心、气候变迁与永续发展研究中心、系统生物学研究中心、神经生物与认知科学研究中心、分子生医影像研究中心、新兴物质与前瞻组件科技研究中心、健康科学与智慧生活研究中心等等,这些中心基本上是以问题和应用为导向的跨学科组织,覆盖了全校所有的学科[10]。

显然,当前完全以单一一级学科为对象的一流学科建设方式需要改变,各建设高校应该在获批一流学科的一级学科的基础上,针对重大现实问题,组建更为清晰具体的跨学科的研究中心,通过问题研究实现学科交叉创新,提升学科水平。


参考文献

[1]   张应强, 唐萌. 高等教育学到底有什么用[J]. 中国高教研究, 2017(4): 56.

[2]   埃茨科威兹. 国家创新模式——大学?产业?政府“三螺旋”创新战略[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6: 4.

[3]   克拉克. 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 M] .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 145.

[4]   刘小强, 蒋喜锋. 论一级学科政策下二级学科的“生存之道”[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2): 94.

[5]   朱冰莹, 董维春. 从“符号化评价”到“真实性评价”: 一流学科建设评价的核心向路[J].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 2018(6): 4.

[6]   刘小强. 从学科生产能力看一流学科评价[J]. 高等教育研究, 2018(11): 16.

[7]   伯恩鲍姆. 大学运行模式[M].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3: 34-39.

[8]   浙江大学优秀网络文化成果认定实施办法(试行)[EB/OL]. [2019-08-01].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917/c40606- 29540029.html.

[9]   ARC Centres ofExcellence[EB/OL]. [2018-07-23]. http:// www.arc.gov.au/arc-centres-excellence.

[10] 包水梅, 王洪才. 台湾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政策研究[J]. 现代大学教育, 2013(3): 81.


(选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9年第12期)


[1]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基于学科点的一流学科建设的微观研究:知识生产模式转变的视角”(编号:17YJA88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