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和前瞻性的任务。其不仅是一种学理逻辑的需要，也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需要。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首先必须对于“有所为有所不为”“重理轻文”和“专业细分化”等长期以来影响高校改革和学科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的学科价值观进行反思。重视并实现学科专业发展的合理性、学科专业融合的必然性和学术边界的超越性。
关键词：三大体系;专业建设;理性发展;学科融合;专业超越
一个时代的学科发展或者学术研究是否成熟，其重要的标志之一就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否形成并且是否产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系列成果。近年来，中国从上到下都比较关注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建设问题，其重要性毋庸多言。这不仅属于一种学科和学术问题，而且是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建设问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1可以说，这是对于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属性和发展目标的一种高度概括，也是一种殷切的期待，“要下大气力解决中国在学术思想、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相称的问题。”2而“体系”“全面”和“发展”“创新”是体系建构中的关键词。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从理论到实践对于“有所为有所不为”和“重理轻文”“专业细分化”几个老问题进行重新梳理和反思。
一、“有所为有所不为”与学科专业发展的合理性
从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和教育实践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绝不是一个逻辑问题，也不只是理论问题，而是思想、教育和文化实践问题。”3当我们不是简单重复阐释而是要细化落实建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这一精神实质时，就首先需要对现有的学科设置、学术研究和评价体系等学科价值观问题进行深刻的反思。反思使我们发现存在的问题，由此确定发展的思路。无论是社会发展还是学科建设，思路不正确，干劲越大效果就越差，离目的也就越远。几十年来，中国高校一直处于改革的潮流之中，轰轰烈烈而又连续不断。但是细细想来，有时候我们反复讨论的往往是人类高等教育中的一些常识问题。而如何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基础上，借鉴与汲取千百年来世界高等教育的有益经验，对于一些老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可能是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快捷路径之一。
在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弱化量化评估短期效益追求的讨论，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其中有一个长期存在的学科价值观不仅没有被质疑，甚至还成为许多学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原则和具体实践方式。这便是普遍存在于高校学科专业建设中所谓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学科专业价值观。
毫无疑问，“有所为有所不为”这种观念和原则是与学校和国家原来发展思路的历史过程紧密相关的，有其存在的客观实际原因。而且对于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调整如何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思路。因此，面对纷纭复杂的高校改革实践，“有所为有所不为”本来是学科专业建设中一个有价值的选择。“从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看，很多世界一流大学都是以其鲜明的办学特色而享誉全球的。这些世界名校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刻意地追求规模大和学科全，而是十分注重发挥自身的优势，突出本校特色，从而达到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办学水平的目标。”4在中国高等教育波峰浪谷的发展过程中，高校学科专业建设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也存在着一定的缺憾甚至失误。其中就包括许多学校在缺少统筹和规划的前提下，不能够“有所为有所不为”,择机调整专业设置，而是不顾实际情况，追求大而全，通过合校、新设等方式增加学科门类，扩大专业数量。“有所为有所不为”这一原则和理念提出的初衷，就是针对这一现象而言的。在学生的就业和外部的评估压力之下，“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学科专业历史状态的调整，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是，这一原则在观念理解和实践过程中，已经日渐演化为一种学科专业设置和发展中的功利性导向。
从学科专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年来人们所见到的是不断地撤销专业又不断地增加专业。专业增减本身并无问题，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常态现象，也是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有效对接。教育部公布的2019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中，各高校新增备案专业1672个、审批专业181个(含130个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51个目录外新专业)、撤销专业367个。新增专业中，人工智能引人注目，共有180个学校增设，加上341个带有“智能”类的专业，一共增设人工智能类专业521个；此外，还新增机器人专业62个。而撤销专业前三位的是服装与服饰设计(16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3个)、公共事业管理(13个)。2020年度又新增人工智能专业130个，加上310个带有“智能”类的专业，一共增设人工智能类专业440个；同时，又新增机器人专业53个。而撤销专业数最多的是公共事业管理(21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16个)和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15个)。综合来看，两年里，新增人工智能专业310个，“智能”类专业651个。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全国相关行业发展是否需要这么多的专业和毕业生?这么多的学校增设这类专业是否具备足够的师资力量?一哄而起会不会又一哄而散?而从撤销的专业来看，公共事业管理和电子信息技术类专业最多，然而曾几何时，这两个专业都曾经是红遍了半边天的。专业的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变化的结果，而专业的撤销是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许多高校追逐热点，盲目增设新专业，从而导致高校专业同质化严重、办学失去特色、社会需求过剩的结果。所以，无论专业的增还是减，都要有一种通盘的长远考量。
因为学科目录是国家性的法规，具有相对的恒定性，而通过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的增减来适应一些社会和市场热点变化，既有悖于一定的法理性，又容易产生被动性。因为过热一定会变冷，反之亦然。冷热变化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和市场逻辑。追逐热点并不等于创新，恰恰可能是重复。社会需求是不断变化的，有的热点可能须臾之间就会过去。据此而不断变化，可能会使得法规目录的修订变得不那么严肃。相对而言，有的学科专业的属性本身就决定其不是应急或应用的，是“冷门绝学”甚至就是“养闲人”的。而有些传统学科本身就是以研究、传播基础理论为主，是着眼于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的。教育部公布的2020年度新增的古文字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专业就是对以往被忽略的“冷门绝学”的保护。因此，这类学科专业不可能与现实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发生过于直接的联系。但是，纵观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与此前重大基础理论的突破有直接的关系。注重基础研究和文化传承，是适应国家长期发展战略需要的不可动摇的大政方针。
与“三大体系”建构相适应，在“新文科”“新工科”“新农科”“新医科”的建设过程中，也必须注重“新”与“旧”之间的辩证关系和发展联系。不一定只有“新建”或者“跨学科”才是“新”,而对于有些学科特别是传统基础学科来说，回归传统和回归经典也是“新”,因为在应试教育的机制下，“不读原著”“不读经典”已经成为许多基础文科的通病。守正才能创新，没有守正就失去了根本，也不会有真正的创新。同时，如何将各种“新”学科之间作通盘考虑，互为联结贯通，是更大的“新”。国家启动“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就是要使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齐头并进共同发展，“世界一流”不可或缺的就是一流的基础学科建设和一流的基础理论研究。教育部近日颁布的《解读〈“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中指出：“考察建设高校主动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探索前沿科学问题和解决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等方面作出的重要贡献，尤其是基础研究取得‘从0到1’重大原始创新成果的情况。”5这里很明确地说明，“双一流”建设既要着眼于当下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又要强化“从0到1”的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导向。然而，长期以来，“有所为有所不为”已经几乎成为所有学校发展改革的口号和思路，而这个思路在实践过程中往往造成急功近利的选择：单纯从当下的就业市场、地方经济急需和量化评估机制等方面进行考量。一些不能立即见效的基础专业被边缘化甚至取消，而这成为各个高校近年来普遍的选择思路和实际操作。
要知道，社会需求的热点不是一成不变的，热点不仅是阶段性的，而且也是结构性的。从阶段性来看，有热的过程也必然有冷的过程，冷热是必然会发生转换的；从结构性来看，有主流专业也有非主流专业，有硬性的需求也有软性的需求。热不一定都需要，冷也不一定都不需要。坚持冷中守正、热中创新，才是学科建设、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根本。因为人类自身发展就是一种全面发展，生存需要、发展需要甚至快乐需要都不可缺少。所以，学科专业发展需要主食也需要副食甚至调料。今天回头看，外语、外贸、计算机、金融和法律等诸多就业率不高的专业，当初都是社会最热门的专业，也是多数院校“有所为”的专业。而近些年一拥而上的“对外汉语”或“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专业和毕业生数量大大超出了实际需求，最终也势必会重蹈覆辙。这足以证明，盲目地追逐社会热点，必然导致专业设置的大起大落。同样，在课程设置上也往往受这一思路影响，相对忽视素质教育，如“大学语文”等通识课程在许多高校不开设或者不作为必修课安排。这对于人才的全面培养和内涵发展是明显不利的。
由此可见，在对就业率和排行榜等短期效益追求下，越来越多的学校对“有所为有所不为”进行功利性理解，从而对于已有学科专业发展进行不适当的调整，使学科专业发展不公正或者不协调。中国大学的主体是公立性质的，保证就业率并不是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唯一的办学目的，不能让大学都按照职业学院和民办大学的属性来追求效益，而要满足国家民族和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远需求。现在许多学校的管理者都想在不长的任期内，集中现有资源，通过牺牲一些所谓的“有所不为”的学科专业，来实现减轻就业压力和迅速提高学校排名的功利需求。这里要多说一句，有些学校的就业率数据和标准本身就是一个疑问。这种追求短期见效的方式最后往往导致“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学科专业之间差异极大，不仅造成学科专业之间的不公平，甚至可能造成国家未来需求人才的集体断档。一所学校的学科发展的不平衡是正常现象，但是由于政策机制的原因而导致的不平等则是需要尽量避免的。确切地说，“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学科建设原则的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学科专业设置之前的考量上，最多是对于已经存在而需要调整撤并的专业而言，而不是对现有学科专业生存发展的取舍标准。因此，我们可以将这种针对现有学科专业取舍原则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称之为“后发”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学科建设原则。准确地说，这种“后发”的原则现在已经不仅是一种建设理念，而且成为了一种实践性的操作方式。与学科设置规划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方案相比，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应有的合理性，并且造成了学科专业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公正。因为这种“后发”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判断标准，往往就来自于十分明显的短期功利性追求。如果我们统计一下全国高校在“后发”的“有所为有所不为”原则操作下各类专业增减的结果，就会发现各校“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专业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有所为”的往往是当下社会热点专业，而“有所不为”的除去那些已经明显落后过时的专业外，还有一些暂时就业困难或者没有优势的专业。而这些专业其中就包括关涉文化传承的“冷门绝学”,这与民族振兴、国家长期发展和多元化人才培养的战略是不一致的。
二、“重理轻文”与学科专业融合的必然性
其实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后发”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的学科建设理念与实践的背后，隐含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重理轻文”的学科价值观。并且这种价值观不只停留在理念思维层面，早已成为近代以来中国学科发展的实践过程。当然，这种“重理轻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化为今天“重应用而轻基础”的专业价值观。
毋庸讳言，“重理轻文”价值观来自于一个多世纪以前“救亡图存”的历史情境，是民族危亡之际“船坚炮利”的国家生存战略需求。这种战略需求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快速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境遇，在物质与技术文明建设层面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但是，这基本上还属于一种危机战略，具有很大程度上的单一性，是注重经济增长的时间效率型的社会发展观，相对忽略人文学科的发展和人文精神的培养。21世纪特别是新时代之后，我国从“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确立，形成了全面协调发展的新理念，对过去单一性的社会发展观进行了宏观调整。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强调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社会发展的本质，以人为本同样也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高校改革的核心与目的。中国学科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长期受制于一百多年前危机情境中形成的片面与物化的社会发展观的影响，其合理的现实需求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重理轻文”的学科价值观，这一价值观不仅体现在具体的规则评价上，也表现为相当程度的社会和学界成见，甚至成为某种政策和机制。即使是在当下很多地方领导干部甚至高校内部，也普遍缺少对于文科特别是基础文科价值的正确认识。前年笔者曾经在一次高端的学科专业设置工作咨询会上，听到一位理工科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在发言中建议减少和取消一些文科专业，认为文科不仅不能创造效益反而乱发议论给国家添乱。如果不是笔者耳闻目睹，简直就不敢相信这样顶尖的专家会发出如此言论，发言者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被中小学语文老师教出来的。而笔者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也曾经和一位中国经济学家讨论过文学的作用问题，他半开玩笑地说文学究竟有什么用?谈恋爱天天小花小草蓝天白云的，都是虚无缥缈的，两个人好钻苞米地不就行了嘛!笔者当时告诉他：文学的作用就是你看了一篇小说或者一部电影后，遇到危难一激动冲上去英勇牺牲，最后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就是文学的力量!
1952年全国大学进行了撤并、分离和院系大调整，这其中虽说有历史情境的特殊需要，但这很大程度上也来自于“重理轻文”的学科价值观的影响。原来一些著名的大学被取消，一些综合大学的工农医被分离出去，一些文科被停办，中国大陆出现了大量的单一学科专业甚至行业性的高等院校。这种调整对于百废待兴的中国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证明，这种大调整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高校和学科的协调发展，影响了人才的文化内涵培育。要知道，学生质量的培养不只是在课堂上完成的，校园文化氛围也是十分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大陆中学教育就一直采取分文理科的方式，考入大学之后又在单一学科的高校学习生活，从而导致校园文化先天不足。技术主义、科学主义往往单兵突进，最后培养的人难免缺少人文知识，也缺少人文情怀，成为了偏科的技术人员。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道：“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在对以往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论述进行回顾后，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发展水平，也取决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水平。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1
同其他学科一样，哲学社会科学也同样要与理工科融合创新。早在2004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就提出，“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的建设。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渗透，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6与新的学科和专业的设置相比，跨专业的课程设置和更新才是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的关键。真正的大师是超越学科专业的，即使是理工科的许多大学者也往往都是文章高手、词赋大家。像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苏步青、陈省身、杨振宁、华罗庚、茅以升、黄万里、丘成桐等著名科学家的诗文乃至书画功力人尽皆知，多有文学诗文和研究著作传世。物理学家丁西林早年是著名的独幕喜剧作家，创作的许多剧作已经成为中国早期话剧的经典。数学家郑桐荪是清华大学数学学科创始人，不仅著有多部数学著作，而且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还著有《宋词简评》《吴梅村诗笺释》《河清歌》等专著，这和他早年曾加入南社的经历有直接关系。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中文系创办的《国文月刊》刊名是水利工程学家陈士骅教授题写的，他国学功底极深，还著有《陈士骅诗集》。吉林大学王湘浩是中国科学院第一批学部委员，是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创始人，他在晚年出版了专著《红楼梦新探》。“两会”期间著名红学家周汝昌慕名寻访这位红学新秀，没有想到他见到的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计算数学专业的院士。这一现象在外国也比比皆是：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是他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是一部优秀的科普作品集，当时在法国引起巨大的轰动。由此，1910年他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遗憾的是，评委们还没来得及作出最后决议，法布尔便与世长辞了。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撰写的《穷理查年鉴》成为长达数十年的畅销书，而他的《富兰克林自传》则开创了美国传记文学的先河，成为世界文学名著。回顾这些科学大师往日辉煌，我们是否可以找到“钱学森之问”的些许答案?文学对于科学来说，不只是一种个人修养，更是一种思想能力。科学发现和发明是需要形象感和想象力的，而科学知识的传播更需要艺术感染力，文学素质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20世纪以来，国际上政治领导人的专业背景和工作履历一般都有从军事家、工程师到政治家的三个身份和专业学历背景的沿革变化过程。面对这一历史现象，有人认为这种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重心不断转移的过程，说明了学科重要性和社会发展的先后顺序：只有经历了革命、科技之后，文科才能发挥作用，才应该受到重视。毫无疑问，这是一般民族国家建立和发展的真实过程。但是，我们从这一过程中为什么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或事实：人类对于学科价值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是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即使不能说文科对于社会发展越来越重要，但至少也能证明文理科不可偏废、同等重要。很奇怪，在中国现实社会中很少有文科人贬损理工科，而文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至今却仍然被一些理工科人和社会民众贬损。应该说，中国古代的学术知识主要以道德文章为主，“尚德”成为一种普遍的知识价值认识论。因此，“重理轻文”与中国思想文化的传统价值观是不一致的，不是中国固有的，而是“西学东渐”“救亡图存”之后形成并逐渐强化的一种外来的学科价值观。
人们过去说文史不分家，现在要强调文理不分家。文科生要学习理工科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把握逻辑思辨能力和实证考据能力。同样，理科生也要学习文科特别是人文学科的批判精神、想象能力和情感表现能力。“工匠精神”必须伴有“人文精神”,否则就只是“工匠”而没有“精神”。道理就这样简单，事实就这样呈现，为什么观念还能如此偏狭?人类的发展是长期全面的发展，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就是因为人不是动物，也不是机器。长期的“重理轻文”价值观带来了人才培养的短板和缺憾，现在大多数高校理工科不开文学课，文科不开逻辑课，结果就是很多理工科学生写论文无文采，文科学生辩论悖逻辑，课外知识的获取主要是通过抖音和网络玄幻文学，有日渐成为“智能实用主义”一族的危险。通过全球新冠疫情的爆发和防治过程，我们既看到了国民自我约束和勇于献身的高尚行为，也看到了虚伪自私和蛮横愚昧的不齿表现。我们不能把缺少人文情怀和浪漫主义精神归咎于高等教育，但是至少高等教育应该成为阻止粗鄙化和功利性发作的重要环节。
三、“专业细分化”与学术边界的超越性
我们注意到，从近些年来高校学科专业的设置趋向来看，明显有“专业的细分化”的倾向，而包括国家重大课题在内的题目选定，也都越来越呈现出一种细分化、生僻化、资料性和地域性的特点。这可能是对于以往学术研究中的“宏大叙事”的一种回调和弥补，许多课题的选题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和突破，但是其中也包含有相当多的“碎片化”式的研究，“重大课题”于是变成了“重大小问题”。这可能是由高校学科专业“细分化”所带来的影响。
学科体制确立或变更的最大目的，在于是否有利于学生知识的有效获取和人的全面发展。以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教学为例，文学专业的学生接受的往往都是断代的文学史教育，我们学科目录和教师学术研究将相对漫长的文学时代作了越来越详尽的划分，包括从先秦文学、唐宋文学、明清文学乃至现当代文学等。不同的教师讲不同时代的文学，一些学校甚至将现当代文学又分为两个专业，由两个教师分别承担这一课程，从而导致学生和教师知识的整体性和思考的连贯性不足。海外大学的文学教育与研究则多没有作这种划分，许多学校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都由一个学者承担，其工作具有一种贯穿始终的全史性质。
学科的细分化通过学科目录的制定而加以法规化，成为一种学理和规则的制约。这种规约是为了划分和建立完整的学科专业体系，是对教师的学科身份和学生的学习、研究范围的相对规约。或者说规约的是一种学科专业边界，而不是绝对的学术边界。在中国文学专业范畴内，甚至常常发生因为超越或偏离了所谓的专业范围，而导致研究生毕业论文不被通过的事件。要知道，学术评价首先是对于学术研究的价值评价，如果这个学生的研究具有重大的学术创新，即使对原有专业范围有所超越那也应该予以通过。因为学科专业目录只是一种相对的规约，“新文科”的要义之一便是鼓励跨学科跨专业学习和研究。否则，对于中国学界优秀人才的产生，会形成一种人为的知识性限制，专业的过度细分化可能带来专业和学术的碎片化。这让我们想起学界流传的某某先生作《说文解字》研究，给学生上课一个字就讲半个学期、某某先生作《诗经》研究，一首诗讲一个学期的轶事。这种学术探讨的方式其实并不适合现代大学课堂教育，而更适合个人学术兴趣的表达。在中国文学专业范畴内，某作家曾经谈到过这样一件事，有人拿一首李白的诗问某一个李白研究专家，希望其解释一下这首诗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内涵?该专家看了很久，回答说自己不太明白，因为他说他是研究李白前期作品，这个是李白的后期作品。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在现有的研究领域中却不是个别现象。
当代大陆高等学校文学教育的学科体系设置的细分化，是多年来海内外学界朋友一直在讨论的一个问题。要害所在就是可能导致文学史学习和研究的知识断裂。其实，这种断代史的细分化模式不只存在于文学学科，而且在历史学、艺术学等学科也多有存在。上一轮国家学科目录调整，将艺术学科从文学门类中分离出去，成为单独的学科门类，这对于低分进入专业学习的学生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的提高明显不利。而历史学门类则一分为三，中国史、世界史、考古与博物馆学各自成为了一级学科。从过去的“文史不分家”变成了“历史也分家”。
笔者过去对于过于碎片化的学科分类、专业设置亦即法规性专业目录的制定问题的思考，更多的是认为影响了学者的知识结构以及思想视野，最多是想到影响了几代人才的培养标准和途径。然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次讲座中，现场听到华中科技大学何锡章教授所说的一段话，却让笔者陷入沉思。他认为这个问题最终可能与近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讨的问题——为什么当代中国不能出学术大师密切相关，那就是学科专业的规约与学术研究的边界导致学者知识和思想的有限性。应该说，何锡章的观点是对于“钱学森之问”最具专业化和技术性的回答，也是在现实环境下最具操作性的一个建议。相比之下，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大师，是否也和他们那个时代学科专业不细分有关?学科专业的划分是相对的，从而带来知识归属的相对性。人们获取知识、评价知识的过程不应该仅仅以条文式的规范作为标准，一切学科专业的划分，都应该以优秀人才的培育、以知识的真伪、创新的有无、影响的大小为标准。难道说，如果有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发现并证明了李白的真正死因，其博士论文是否就要因为专业规定而被否定呢?虽说研究领域属于古代文学，但是现当代文学毕竟授予的也是文学学位。
知识决定思想，思想决定境界，境界决定层次，学科专业的细分化其实最终影响的是人的成长。即使我们不想每个人都成为大师，也希望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说，教学改革变革的不是学科体制，不是知识结构，而是人本身。此前我们尽管对这一问题作了很多很有意义的探讨，但实际上我们还是没有对中国的学科专业分类、高等教育学科体制与人本身的关系作更深入的思考。从笔者所掌握的信息看，今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高校体制改革，我们的学科分布和归类都越来越趋于细分化。如何打破文学学科断代史体系，拓宽学术和专业视野，是“新文科”等“新”学科建构的重要内涵。
前面说过，有些专家认为应该把一些热点领域设置为一级学科，甚至是学科门类，以适应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的需求。但是笔者认为目前的学科设置、学科规范和调整方向，不应该连续地做加法，也应该考虑做减法。经济热点、社会热点、技术热点、思想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学科专业设置本身就是一种科学体系，不能总是追逐热点，而是要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以热点导向来设置学科专业，专业势必会越来越多，而且等热点过去，学科是否撤销?热点是否就是学科问题?所谓“适应社会需要”有没有过于急功近利的取舍?人才培养和热点社会需要之间并不是等值的。高校的人才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师资、课程到教材、设施，需要很长的周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的，可能一个完整的培养轮次还没有结束，热点就已经过去，那么按照热点设置培养的专业人才很快会成为昨日黄花。无论是专业设置还是人才培养，都应该放在一个历史的长线上去加以考量。
学科和学科体系概念主要不是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流传下来的，而是“五四运动”后随着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而来的。中国传统的学科划分较为简略，或以“六艺”,或以“经史子集”来划分。至于具体划分为多少个学科、多少个门类，几乎没有对应的体系。今日设置的学科，是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在接受外来的现代学术体制、学科体制的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毋庸讳言，这种学科概念本身就体现了一定的世界性，需要我们认真地汲取和总结其中的经验和教训。学术研究是人类的思想活动，是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创造过程，同时又是在不断检验知识和思想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价值与意义在人类学术发展史上应该说是大同小异的。从这一角度而言，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又不等于自我构造和构造自我，我们构造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性、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学术思想体系，进而为人类高等教育发展和学术研究演进提供有示范意义的成就。所以，在这一体系的建构中，绝不能以封闭的、纵向的思想资源作为我们唯一的支持，应该考虑将横向的思想资源也作为我们思想资源之一，或者作为参照。从这一意义上讲，打破“专业的细分化”,实现学科专业设置和学术研究的超越性发展，不只是一种教育改革问题，也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构和思想文化建设的具体问题。
强调高等教育和学科发展、学术研究要服务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是高等学校和广大知识分子落实党和国家的政治建设任务的一种国情需要。但是与其他行业部门和主体身份有所不同，高校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在落实这一任务时必须体现出其学理性和独特性。学术研究不能简单地从政治到政治，而应该从政治到学术，或者从学术到政治，使政治学术化，通过自己的认真研究取得真成果好建议，这是学术理性和党员学者党性的基本要求。否则就丧失了高等教育和知识分子在爱国爱党过程中的独特价值，就没有为民族复兴尽到应有的责任，也枉费了党和国家多年来的培养。说到底，建构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我们要做的工作不是简单地用政治概念套用到学术研究之中，而应该从学术研究中去阐释政治逻辑和政治理念，这是党和国家赋予我们这些专业知识分子的岗位责任，我们一定要坚守和完成这一职责任务。
“专业的细分化”和“学术的碎片化”虽说是一个学术问题，但是其中包含有超越性理解的学理和文化问题。超越学科专业的视野，将其置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构和中国世界影响力的高度来看，需要我们对于其意义作超越性理解。“三大体系”的建构要以中国特色为基础，以人类意识为高度，二者不是对立关系，也不是替代和取舍关系，而应该是同为一体两面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提出中国特色?其目的就是想用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给世界提供一个解决全人类问题的途径。我们的学术体系不是自成一系的、封闭的、孤立的，而是开放的。开放的体系不只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更应该向世界、向全人类开放。所以，要想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产生世界性影响，其内涵必须包含人类意识，如果没有人类意识，我们的学术体系很难产生较大的世界影响。正如有学者所言：“我们今天讨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并不是要全面否定西方的学术体系，也不是要取代西方已有的学术体系，而是在植根当代中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原创思想。这些学术体系、原创思想不仅能解释中国的变化和发展，而且能解释世界的变化和发展，是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基本规律的判断和把握，是对人类文明多样性、发展模式异质性的尊重和理解，终将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接受。”7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如何理解学科专业的价值与功能是“三大体系”建构的出发点，也是我们教育改革理念和实践的前提。“三大体系”是一种学理逻辑和学术伦理共同体，是一代代学者经过理论阐释和应用实践而不断完善的系统。只有全面地理解和判断学科价值和学术研究的本质，才能更好地实现“三大体系”建构的最终目的。因此，首先要对长期存在而具有普遍认同的学科与学术价值观问题进行反思和调整。
注释
[1][6]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2]何毅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话语建构》,《学习时报》2020年10月28日。
[3]张福贵：《整体思维和人类视野推动三大体系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20日。
[4]杨永林：《高校办学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李立教授》,《光明日报》2002年11月3日。
[5]钟秉林：《聚焦国家战略需求科学评价建设成效》,《解读〈“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1/2021_zl22/202103/t20210323_521956.html。
[7]《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govweb/test/2005-07/06/content_12421.htm。
[8]陈恒：《学术体系构建需要开放的视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2月20日。
作者简介：张福贵，文学博士，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学术界》2021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