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伴随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广泛应用，数字化已经成为当今的重要潮流。数字化在人文学科的应用催生了数字人文这一新的交叉领域。本文通过回顾国内外研究机构在数字人文方面开展的一系列探索与取得的成果，就促进数字人文交叉学科研究、提升学生创造力等方面给出见解，并提出加强博物馆在文化传播方面的推广、加强国内研究机构的档案管理意识、发挥高校在教育与科研方面的示范作用等建议。
关键词：数字化；数字人文；交叉学科建设
人类社会在过去30年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互联网极大地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智能手机的出现使得人们更加便利地获得信息，也冲击了人类认知的负荷。人们被繁杂而浩瀚的信息所淹没，甚至创新的动力和能力都受到抑制。今天人类进入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和云计算的数智时代。数字化技术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改变了以人类文明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程。本文关注数字化技术与人文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机遇，并结合国内外在数字人文方面的前沿实践，讨论数字人文在交叉学科建设方面的发展方向。
一、数字化潮流下新技术的广泛应用
智能技术给人类的学习、工作带来便利。在学习方面，数字化技术使得人们通过一台智能设备就可以接触到网络上多样、便捷的学习资源。通过网络直播模式，山村的孩子得以接触更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弥补城乡师资力量的不均衡。在工作方面，随着人工智能参与智力工作，人机共存正在成为普遍的工作环境特征，人机互动也将成为人际互动之外的重要组织现象。尽管其背后的运算逻辑难以被人类所理解，但数字技术因强大的算力已逐渐成为客观与正确的代言人。机器人可以替代部分中等技能职工，提高组织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也可以与员工合作提供令客户满意的服务。
但智能技术也对人类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例如，在线通信等技术消除了时间与空间上人与人的联结限制，但这也造成了频繁的注意力中断、身心健康受损等问题。在人与智能机器的虚拟协作过程中，参与者倾向于将责任推卸给虚拟服务经理而出现社会懈怠。福基耐（Fügener）等指出，人工智能的建议有助于个人表现，但减少了人类的思考；而且，在人类可将工作委派给人工智能的共同决策情境下，人类因无法正确评估自己的能力而使用糟糕的授权策略，导致人机共同决策无法实现绩效提升。
如何利用数字化的优势而避免其引发的不良后果，是当今学者在从事学术研究中面临的重要挑战。随着业务活动的线上化以及感知设备和物联网等的广泛应用，企业使用智能系统全方位捕捉员工的行为数据，并通过分析这些数据获得影响员工业绩的因素。例如，已有研究通过分析企业移动工作平台记录的销售人员的信息搜索行为和内部社交行为发现，两类行为与其销售业绩之间存在显著的关系。采用从企业数字化平台中获取的真实行为记录，数据真实性高、数据获取成本低、数据量大，避免了传统实证研究采用量表测量或问卷调查所带来的各种偏差，能够为实证研究提供更可靠的支持。智能系统所记录的数据包括结构化数据和非结构化数据。结构化数据是指数据点之间具有清晰的、可定义的关系，并包含预定义模型的数据，如企业数智系统日志中记录的系统使用次数、使用时间、使用时长等；非结构化数据是指没有按照预定义的方式组织或缺少特定数据模型的数据，包括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目前这些数据都可以采用智能技术来处理，从而发现传统方法很难发现的模式和规律。
越来越发达的智能技术正在推动多种场景下人机协同的应用。近年来学者已经开发出合理的人工智能方法分析由结构化、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形成的多模态大数据，提出了基于深度信念网络、栈式自动编码器、卷积神经网络、循环神经网络等的建模方法。这些方法的提出，大大提升了数智技术的应用范围，也拓展了更多领域的新型知识。此外，强化学习方法的发展及其与深度学习方法融合而形成的深度强化学习算法，可使人工智能体在没有人类监督的情况下不断“学习”提高其性能。强化学习方法不仅在游戏、机器人控制、自然语言处理等领域获得了广泛应用，而且开始被应用于智能推荐、欺诈检测等商业场景。
二、数字人文是数字技术对人文学科的赋能
近年来，大数据研究方法开始进入人文学科。数字人文（digitalhumanities）是从人文计算（humanitiescomputing）演化而来的概念，意指用计算机技术研究传统人文学科的问题。数字人文可视为数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交叉，利用数据可视化、统计分析、信息检索、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等数字工具对文本、音频、视频等人文材料进行重建、提取、理解、挖掘、分析评估等。其应用和实践包括知识图谱可视化、数字档案、历史文物的3D建模（数字博物馆）等。南加州大学的计算机教授罗森布鲁姆（Rosenbloom）认为，在物理科学、生命科学、社会科学和计算机科学这四个最重要的科学领域中，数字人文落脚于社会科学中的人文学科与计算机科学的结合。人文学科与计算机科学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执行（implementation）和互动（interaction）两大类，每类关系都是双向的（见表1）。具体而言，人文学科可以通过数字化工具来实现，数字人文体现在数字化绘画、沉浸式体验等形式中。由于人文是一个相对静态的学科，数字化较难通过人文形式实现，如同一本书无法自行实现数字化。人文学科可以用数字化的方法来理解，如根据行文风格对作者进行分类；数字化的方法也可以塑造人文作品，如近年来兴起的AI绘画、AI作诗等。这样一个概念模型可以帮我们更好地理解数字化与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
计算机强大的运算能力，让人们可以对海量信息进行处理，轻而易举地从数据中得出一些规律。然而，处理哪些信息才能得出对人类进步有价值的结论，或者说应该用这庞大的计算能力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是人文学家需要思考的内容。近年来，数字人文在文学领域的应用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
数字人文专家马修·乔克思（MatthewJockers）在2013年出版的专著《宏观分析：数字化方法与文学史》中，用数字化方法分析了斯坦福实验室收集的3346部19世纪英语国家文学作品。与文本细读相对，这种方法被称为远读（distantreading），指由计算机对文本集合统计特征的描述或对内在结构特征的揭示。该书总结了不同年代、不同地区文学作品主题的变化趋势，发现了不少有趣的规律，如小说中与英格兰最相关的元素是猎犬与射击运动（houndsandshootingsport），与爱尔兰、苏格兰最相关的元素是“方言”（dialect），与美国最相关的元素是“荒野”（wilderness）等。这些发现以大数据的形式体现了19世纪人们对不同文化的刻板印象。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者伯格（Berg）通过机器学习等数字化方法分析了美国音乐行业1959—2010年69050位艺术家创作的超过300万首歌曲，发现早期借助有创造性的作品获得声望的艺术家后续更有可能创作出热门作品。而如果没有数字化技术的支持，人类很难如此高效地发现海量人文作品中存在的规律。
2016年，乔克思与阿彻（Archer）在《畅销书密码》一书中用文本分析技术解读了20000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的作品，构建了什么样的作品能成为畅销书的理论。他们还创办了一家畅销书咨询公司，用这一数字人文成果服务于作家，将他们的作品变得更好。在这样的实践中，数字化技术不仅描述性地揭示了人文规律，还改变了人文作品诞生的形式。人们很多时候无法理解一个“爆款”的流行，而有了数字化技术的介入，这些存在于人们认知中的隐形规律便可以外化成缜密的结论，进一步指导未来行为的方向。换句话说，计算机技术在人文领域的应用可以揭示人类自己尚不明晰的思想、行为规律，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机技术更好地了解自己。
三、数字人文的发展现状与特征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人文学科中使用数字化技术的研究便在国内外研究机构中不断涌现，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原有人文部门中引入数字化方法，另一种是设立独立的“数字人文中心”实体部门。
首先，原来与数字化关联较弱的人文部门开展了与数字人文相关的研究和教育。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就进行了数字人文的初步尝试。首先是在古籍收录领域开展的数字人文研究。1984年，我国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搭建“汉籍电子文献资料库”，以便历史学者、爱好文化人士开展汉学研究。截至2022年9月，该资料库已经累计收录历代典籍1424种，共计79723万字。2001年，北京大学带头开展了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基本古籍库”，对中国文化的基本文献进行数字化处理。该古籍库目前共收录自先秦至民国以来历代典籍1万种，共计17亿字，数据总量达到320GB。
数字化技术在考古文物资源传播方面的应用也较早地在国内开展。20世纪80年代，李德仁院士夫妇开始用技术手段保护正在遭受侵蚀的敦煌莫高窟文物。“借助人工智能、增强现实技术，文物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在数字敦煌里可以进行‘现场’科研，壁画上动不了的‘飞天’，在元宇宙里可以尽情歌舞。”2016年，由敦煌研究院主办的“数字敦煌”资源库正式上线，其最新成果包括对30个莫高窟洞窟的整窟图片采集、对4430平方米壁画的高保真复制等，使敦煌的文化遗产在数字空间永存。2022年，“遇见敦煌”光影艺术展在北京开幕，以3D光雕数字技术展现了200余幅敦煌石窟壁画，用现代科技让观众在疫情时期不必前往敦煌也能欣赏敦煌的文化艺术之美。
在这一方面，北京大学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语言学的数字化方面，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实验室开展了一大批兼具前沿性和社会效益的数字人文研究：为了揭示人类语言产生的生理机制，语言学实验室主任孔江平及其研究团队采用先进的实验仪器，模拟演示汉语普通话的呼吸模型，使得每一段声音、韵律都能被“看见”；为了保留濒临灭绝的民间口传文化，实验室用数字化技术记录发音人的生理信号，如声带振动信号、唇舌运动方式等，使得传统有声文化得到原汁原味的传承；为了让语言障碍者能够有效沟通，吴西愉带领团队制订了阅读障碍筛查网络化测试方案，有针对性地强化对阅读障碍儿童的语言训练。凭借雄厚的学科实力与创新能力，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于2021年入选了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试点），并发展成为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平台。
在古代建筑和文物的数字化方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用最新的数字化技术支持考古学的发展。2018年，北京大学考古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团队使用数字化技术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化寺古建筑进行了全面的记录，还使用摄影测量技术对开化寺壁画进行虚拟重建。这一遗产数字化重建成果后受邀赴美国石溪大学展出。此外，2020年，圆明园遗址公园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开展了石刻文物的数字化存档工作，以三维扫描、全息摄影等手段记录圆明园的遗址，有助于对我国破损文物进行虚拟修复。
其次，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社区，数字人文开始以“数字人文中心”这样的独立部门出现在研究机构中，为人文学者开展前沿、深度研究提供数字化技术与资金支持。截至2022年9月，全球已有213个数字人文建设实体在数字人文中心联盟网站（centerNet）上进行登记。总结多所大学所创立的功能各异的数字人文实验室，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侧重教育，通常以“数字人文项目”形式开展，代表学校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等。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字人文实验室会在每学期邀请一位来自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学院（SchoolofHumanities,ArtsandSocialSciences，简称SHASS）的教员，并招募15—30名对数字化与人文交叉主题有研究兴趣的本科生，与教员就一个特定主题开展为期一个学期的合作。例如，“自给自足的城市”项目就是由麻省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学教授凯特·布朗（KateBrown）与28名本科生合作，用数字化技术研究地形地貌、土地使用等如何影响美国贫困人民的生活质量。
第二类侧重技术支持，主要由具备较强数据技术背景的人员开展，代表学校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北京大学等。其中，哈佛大学的数字人文实验室又名“艺术与人文研究计算中心”，旨在为文理学院教员的数字人文项目提供技术方面的咨询指导。例如，哈佛大学印度与南亚艺术学教授珍雅·金（JinahKim）与两位数字人文实验室的技术人员合作开展了“映射历史中的颜色”项目，旨在搭建一个可搜索的数据库，以帮助映射不同地区在艺术实践中使用特定颜色的方式、时间和原因。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致力于古籍资源的智能开发与利用。由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王军牵头的“吾与点”古籍智能处理系统应用深度学习技术，在传统古籍上实现了图片文字识别、自动句读、命名实体识别等功能，极大地提升了古籍整理和古籍数字化的效能。此外，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还开发了朱子年谱可视化系统、“宋元学案”知识图谱系统等研究平台，不仅为学者提供了便利的研究工具，也为历史知识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路径。
第三类侧重发起学术研究，并与校内多个院系开展合作，代表学校包括剑桥大学、伦敦国王学院、北京大学等。例如，剑桥大学数字人文中心主任卡洛琳·巴塞特（CarolineBassett）与剑桥大学图书馆、菲茨威廉博物馆开展了“漫步风景”项目，试图使用数字化技术将博物馆中展出的风景作品带回到它们诞生的地点，从而为参观者提供一种全新的画廊体验。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联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并与台湾“中研院”进行合作，重构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BiographicalDatabase，简称CBDB）在线系统，为用户提供了更便捷和更简洁的操作方式。
管理学将企业的数字化分为三个阶段：数码化（digitization）、数字化（digitalization）和数字化转型（digitaltransformation）。对照而言，国内外的数字人文实践大多数正处于数码化与数字化阶段。数码化指的是将原本位于实体材料上的信息输入计算机中，使得计算机能够存储、处理、传输这些信息。哈佛大学开展的“映射历史中的颜色”项目将原本位于实体艺术作品中的颜色转化为数据形式，并搭建数据库存储这些信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使用数字化技术对文物进行的记录，便是将原本保留在文物实体上的信息存储为数据形式，使得珍贵的文物信息能以不受到损坏的形式长期保存。北京大学语言学实验室对民间口传文化的记录将原本保留在少数人声音里的信息转化为数据，使得这些宝贵的文化不会随着传承人的减少而消失。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文物的测绘数据采集也让文物免受时间的侵蚀，永远保存在数字空间中。
数字化指的是通过数字化技术转变原有的任务流程，从而创造新的与外界交互的工具。人文学科以语言、文学、历史等为基本学科，培养着全人类对“语言的理解与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同”。因此，数字化技术在革新人文知识的传播工具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剑桥大学“漫步风景”项目通过数字化技术，为博物馆的参观者提供了全新的画廊体验。此外，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对朱熹年谱长编进行知识重构，并利用可视化技术以“编年”与“系地”共现的方式呈现年谱事件，赋予了读者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快速梳理事件逻辑的机会。该中心的“宋元学案”知识图谱系统也利用可视化技术，生动地呈现了宋元两朝400年间历史事件对理学发展的影响，使读者可以纵览整个宋元时期学术史的衍化脉络和师承关系网络，为数字化时代背景下读者接触、了解并学习宋元时期学术思想提供了路径。
近年来，管理领域的学者开始讨论的数智化，指在信息化和数字化基础上，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后形成的技术手段和工作系统。数智化就是将强大的数字化能力与人工智能技术及前瞻性的人工智能战略结合起来。数字化在数码化的基础上更加凸显数据层面的治理与算法层面的智能，从而能够深刻影响赋能及其价值创造的过程。数字人文使用数字技术将人文资料或内容显性化、程序化和结构化，使得数据点之间具有清晰的、可定义的关系，并包含预定义模型。为了将文本数据转化为可运算的结构化数据，目前研究主要使用词典和主题模型的方法，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在目标文本中搜索词典中的单词并汇总以构建变量。当然目前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处理由半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形成的多模态大数据，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识别图片的颜色等，但总体而言这些技术要得到成熟的应用还需要时间。即便人文领域将来能够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深度强化学习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人文或者数智化工作中，还需要清楚地说明AI系统应使用什么数据、如何计算数据，并能够以人性化的方式描述AI的决策和行为，确保人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人工智能的决策和过程，从而接受AI系统做出的决策以及运用AI系统所做的工作。研究发现，只有综合自我监控与系统监控，人们才能在与人工智能协同工作中得到更好的联合决策效果；也只有当人们认为算法是透明、易于解释、可理解时，才会信任算法。这就意味着从事人文工作的人，也要具备数据意识，尽可能清楚地描述每一步工作及其思考过程，这样才能让机器听得懂，才能让运用机器做出的人文作品令人接受和信服。
四、数字人文可以促进学科交叉，提升学生的创造力
科学和人文素养对于人的发展都很重要，而数字人文则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促进人的成长和发展。大学在人才培养中加强数字人文教育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创新思维，其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提出的双系统思考模型。人的大脑有两套思考问题的系统，系统1的运行是无意识且快速的，不怎么消耗脑力，代表着自动运作的“直觉”；系统2的运行是有意识且缓慢的，需要对信息进行精细处理，代表着严谨耗力的“科学”。由于认知资源有限因而需要节省脑力，人们在大多数决策中使用省力的系统1，依靠直觉做判断或决定。当直觉无法给出答案或是即将犯错时，系统2会调动注意力来解决问题。不过，人们即便利用系统2进行思考时也免不了受到系统1的影响，典型的表现之一就是“锚定效应”。尽管这两种思维方式在人文与科学活动中各自有所侧重，但在思考过程中，往往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在系统2处理信息时，系统1带来的启发往往是创造力的关键，人类的很多创造性发现都来自系统1与系统2、人文与科学碰撞的火花。
一方面，许多划时代的科学家从人文领域获得了科学灵感。“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自幼喜欢书画，且有颇高的造诣。他在所著的《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中提到：“正因为我受到这些艺术方面的熏陶，所以我才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想问题能够更宽一点、活一点。”钱学森主张科学技术工作者多和人文学者交朋友，因为唯有冲破学科界限，才能触类旁通、激发创新。确实，研究者发现诺贝尔奖获得者会一门乐器的可能性是同龄人的两倍，爱好绘画的可能性是同龄人的七倍。
另一方面，人文学者或是文艺工作者掌握了技术可以有更高的艺术成就。以电影行业为例，科技的运用让电影的呈现方式实现了极大的革新，如《阿凡达》《少年派》等。企业家也可以通过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创造出更能服务人类的产品。如苹果公司的产品文本编排设计便可归功于设计者在大学时学习的书法课程。
传统的人文学科对于学生在数据、编程方面的素养没有要求，学生大多也没有计算机基础知识。数字技术如今已经成为一种通用技术，会影响到产业、工作和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无论什么专业的在校大学生都需要学习与数据相关的课程。人文专业的学生需要具备数据敏感性，学会对数据的分析、处理与展现。人文专业的学生一旦掌握数字化技术，就可以更多样化地展现自己对于人文知识的创造性应用。近年来流行的人机协同共生是一种面向未来、面向创新的数字化体系，要求在人与机器的互动关系建构中不断明确、利用和升级彼此的优势。机器能够比人更快更广地搜集和整合多样信息，将人力从简单重复的事情中解放出来，去从事更加有创新性的工作。人文专业学生的创造力、人文性、直觉经验能够弥补机器决策只能解决特定任务的不足，能够在与算法的互动中清晰认知自己的优势，并且利用算法的帮助来强化人类的优势，给人以工作信心和主体性意识，进而有更强的动机去创造和积极工作。正是由于人类拥有机器所不具备的人文性和创造力，人的很多工作不可能变得自动化、程序化而被机器所替代，人可以借用机器的优势解放自己，增强自己的创造力，从而让技术帮助自己实现潜能开发。
北京大学为顺应数字人文的发展趋势，在2020年对全校人文、社科一年级本科生的必修课“计算概论（C语言）”进行了大幅改革。来自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学院、电子学院、外国语学院、人工智能研究院等五个单位的教师教授Python程序设计的方法，让学生们能将编程与自己所学习的人文学科专业相结合。人文专业的学生通过学习实用的编程技术，对数字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也会从新的视角从事研究。
五、推动数字人文学科交叉工作的建议
数智技术为学科交叉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学科交叉需要在实施具体的项目过程中，识别需要通过学科交叉来解决的问题，了解不同学科在解决问题中各自的优势以及交叉后能够发挥的新优势。在成功解决问题之后总结出学科交叉的经验和规律，并进一步推广学科交叉的应用，既能够解决更多的现实问题，又可以打牢学科交叉的工作基础。
布鲁格（Brügger）对数字时代下人文研究的过程进行了系统概括（见图1）：利用数字化工具收集研究所需资料、分析资料、同行就结果进行讨论、发表研究。这四个步骤会互相影响，如分析过程会产生新的数据收集需求、审阅讨论过程会修正分析思路、发表过程会影响之前的所有步骤等。布鲁格进一步对数字化资料的类型做了划分：第一类是被数字化的资料，指的是原本以纸质等物理形式存在，后被转化为数字化形式的材料；第二类是本就是数字化的资料，指的是从未以数字化以外的形式存在过的资料，如DVD、网站网页等；第三类是重生为数字化的资料，特指在收集与保存过程中被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的本就是数字化的材料，如网页存档。数字人文研究的开展过程表现了人文与数字化的互动，展示了人文研究在数字化时代下产生的内容、方法上的革新。
数字人文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下的必然趋势，但数字化及数智化被全社会普遍接受并加以应用会经历一个过程。由于中国在数字技术上基本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国家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顶层设计，必然会进一步促进数字技术在各行业中的应用。数字人文将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为了更好地发展中国的数字人文，特提出一些建议。
（一）加强博物馆在文化传播方面的推广作用
数字化带来的庞大计算能力，要如何应用在人文领域，是人文部门的工作者需要思考的问题。中国具有无与伦比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人文传统，全社会可借助博物馆、展览馆、文化展示等诸多活动开展文化和人文的推广。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近年来蓬勃发展，无论质量和数量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不过，与我们的文化资源优势相比，中国的博物馆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影响力。其中一个方式就是运用数字化技术，将现有的文化资源和展品以虚拟的方式呈现出来，以数字博物馆、美术馆的方式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呈现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采用人工智能技术补充解说和互动式的探索，甚至还可以根据观众的反应进一步调整数字人文的呈现方式和效果。这样做将大大提升文化资源的可达性和影响力。鉴于目前中国众多的博物馆在数字化领域还没有起步或者刚刚起步，数字人文领域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也需要顶尖的研究机构、大学与诸如博物馆等机构开展深度合作。
（二）加强国内研究机构的档案管理意识
笔者采访了一位在美国佩斯画廊工作的数字人文从业者。她目前所做的工作是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将艺术大师的作品在动态地图上进行展出。这样做既能让观众了解作品发展的时间线，也能让地理上的作品流转可视化，从而丰富观众的视觉体验，并加深对作品的了解。然而，要将一位艺术家几十年来的作品及展览进行汇总，并以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是很困难的事情，尤其需要一套强有力的档案系统支持——因为数码化是数字化实现的前提。这位数字人文从业者举了一个例子：画廊与一位新的艺术家合作，但是艺术家的工作室或其本人都没有保留过去的展览信息。然而，佩斯画廊的工作人员却可以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中查阅到这位艺术家历年来的展览文档，包括其20世纪90年代在法国做的小型展览。这些丰富的档案使得佩斯画廊得以补充这位艺术家的信息、完善她的展览。可见，艺术领域系统地积累资料多么重要。在数字化的时代，将档案资料进行数码化后，更可以跨时空进行展览和创作。
欧美的公立图书馆、博物馆等机构依靠档案管理系统对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的历史资料进行严谨的保管，可以让多年以后有查阅需求的人们找到想要的信息。在数字人文的浪潮来袭时，这样的档案管理显得更加珍贵，因为数字化技术可以通过时空动态地图的形式将这些“死去”多年的内容重新带回大众的视野，有利于读者、观众了解这些尘封已久的艺术作品。相对而言，国内研究机构档案管理系统的建立时间并不长，档案管理意识也并不强烈。提高博物馆、图书馆的档案管理意识能使历史的文化资料以数码化的形式保存并被充分利用，尤其有利于数字化时代下人文知识的传播。
（三）发挥高校在教育与科研方面的示范作用
推动数字人文需要大学发挥示范作用，带头开发数字人文科研、教学实践的各种可能，为国内广大机构开展数字人文研究与教育提供范例。北京大学目前在推动数字人文教育的普及方面已经开展了两项工作。首先，学校开放了“数字人文”公选课，对全校学生开放。学生在一个学期的课程中学习大数据时代的人文研究综述、数字人文工具技术等，最后展示自己的作品并由业界专家点评。其次，北京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合办了“数字人文暑期工作坊”。工作坊招收不同专业背景的研究生，讲授数字人文理论与技术知识，并开展小组项目实践。北京大学在考古、艺术、文学等领域具有深厚的积淀，并开始探索数字技术的运用。根据人工智能排名（AIRanking），北京大学在通用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人文学科和计算机科学的学者开展合作研究，必将获得丰硕的成果。
六、结语
综合以上讨论，本文将数字化、人文、数字人文的关系总结如下（见图2）。基于计算机技术，数字化方法可以对超出人力范围的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符合统计学原理的客观结论。这个过程是理性的、科学的，更接近人类的系统2思维。然而，数字化方法只能被动地执行人类输入的指令，对数据进行预测处理、迭代优化以及可视呈现，而主动提出问题、设计模型以及解读结果是人文学科需要完成的工作。以感性、直觉的方式捕捉人文领域值得探索的主题，将多个主题进行创造性联结更接近人类的系统1思维。当数字化与人文发生交融，当理性与感性产生碰撞，就使得人们以更深入的方式解析人文问题，以更永久的方式保存人文资料，以更新颖的方式展现人文资源。
中国拥有深厚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因在技术上处于主导地位，导致工业文明席卷全球。除了少数真正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西方人士，多数西方人在与东方人交往时拥有明显的优越感。中国文化讲究包容、和谐和内敛，崇尚社会秩序并接受合理合法的权威。正是这些特征使得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而不衰。在当前世界处于动荡和分裂的时候，人类如果认真学习中华文化，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和发展。然而，强大的工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数字技术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提供了相对平等的接受信息的机会，更以其快捷便利的方式被所有人接受，因此数字人文能够将中国的文明和文化以各种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理解的方式展现给世界，促进人类思考生命和生活的本质，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弥足珍贵。
作者简介
张志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李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王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大学与学科,2022(4):27-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