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学科专业体系建设，推进学科专业调整升级，是研究生教育服务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改革开放以来，调整优化学科结构、建立健全学科结构调整优化机制一直是我国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目标和重点任务。例如，在《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研究生工作的若干意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及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等政府文件中，分别就“优化和调整学科、专业结构”“优化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优化结构办出特色”“适应社会需求变化，加快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等进行了专门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人才供给能力持续增强，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高，支持国家创新能力不断提升，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授权审核制度和研究生教育体系。但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迫切需要相比，与服务支撑国家战略需求的新要求新使命相比，我国研究生教育还存在很多差距和问题。特别是，在研究生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的背景下，重点关键领域人才需求仍出现较大的缺口，这固然与人才需求的不确定性密不可分，但人才培养的结构不合理、质量不匹配等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足够关注。为此，本文以学位授权点的学科结构为主线，就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的锚定效应和学位授权点自主调整的困境进行了探讨。
一、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对学科专业目录的锚定效应
2000年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一直保持着快速增长的步伐，为优化学科结构提供了较大的空间，但学科结构的调整仍相对缓慢。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决定了研究生招生的学科结构？显然，厘清这个问题，将有助于揭开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的相对固化之谜。在我国，由于学科专业目录是学位授权审核、学位授予和招生培养的基本依据，获得学位点授权是培养单位开展研究生招生的必要前提。为此，本文对学科专业目录中的一级学科数、学位授权点数和研究生招生规模进行比较分析。
从一级学科数量和学位授权点数量来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共设置13个学科门类、110个一级学科。201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在“工学”门类下增设“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一级学科总数达到111个。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和“国家安全学”一级学科。截至2018年，经过12批学位授权审核和1次专业学位授权审核，我国共有博士学位授予单位418个，硕士学位授予单位739个，一级学科博士点3607个，专业学位博士点183个，一级学科硕士点6178个，专业学位硕士点7573个。其中，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分别占总数的20%和26%，理学门类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分别占总数的16%和14%，工学门类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分别占总数的38%和34%，农学门类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分别占总数的5.68%和2.75%，医学门类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分别占总数的9.23%和7.12%，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分别占总数的7.10%和9.32%。
从研究生招生情况来看，我国博士生招生规模从2001年的3.2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11.6万人，几乎翻了两番，硕士生招生规模从2001年的13.3万人增长到2020年的99万人（其中学术学位研究生38.8万人），但学科结构调整的幅度相对有限。特别就博士生教育而言，一方面，从2001年到2020年各学科门类博士生招生所占比重绝对值的变化来看，除医学门类、工学门类分别增加了3.1和2.1个百分点，管理学门类、经济学门类分别下降了3.5和3个百分点，哲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理学、农学等学科门类的调整幅度均不足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以2001年为基准，从各学科门类博士生招生所占比重的相对值变化来看，如图1所示，尽管呈现出一定的“喇叭状”扩散趋势，但直到2020年，除教育学门类增加了59%，经济学门类下降了51%，其他各学科门类的变化幅度均不超过50%，其中，理学门类的变化幅度不超过20%，工学门类的变化幅度不超过5%。
通过对各学科门类一级学科数、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数和2020年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比较（如图2所示），可以发现如下特点：首先，不同学科门类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所占比重大致相当。相对硕士生招生所占比重而言，除哲学和理学门类外，工学门类、农学门类2020年博士生所占比重的变化幅度（占比变化的相对值，以下简称“偏离度”）均不超过30%，其他学科门类均不超过70%。比较而言，美国不同学科大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所占比重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商学、管理、法律等应用学科以培养硕士生为主，而数学等理学学科以培养博士生为主。其次，不同学科门类研究生招生规模的分布与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所占比重高度相关。相对于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占比而言，2020年历史学、医学两个门类博士生招生所占比重的偏离度分别为65%和63%，其他学科门类均不超过40%，其中教育学、工学仅分别为6%和5%。第三，不同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分布与学科目录中一级学科所占比重高度相关。以一级学科博士点为例，相对于该门类中的一级学科在学科目录中所有一级学科中的比例而言，除经济学门类一级学科博士点占比偏离度达到60%外，其他学科门类的偏离度都在50%以下，其中工学、历史学、法学等门类均不超过5%。
上述分析表明，我国研究生招生的学科结构与不同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的数量、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数量密切相关，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对学科专业目录的“锚定效应”。也就是说，学科目录中不同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数量（比例）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数量（比例），而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的数量（比例）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不同学科门类研究生招生的数量（比例）。由此也可以解释，培养单位和基层学院为什么会热衷于增加学位授权点。
二、培养单位学位授权点自主调整的困境
总体而言，学科结构调整主要依靠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学位授权点审核、招生计划分配等政策工具，通过政府引导调整和单位自主调整两条路径得以实现。其中，作为学科专业目录的落脚点和招生计划分配的承接点，学位授权点在学科结构调整中发挥着重要的“杠杆”作用。近十多年来，中央不断深化研究生教育领域改革，持续推进简政放权，培养单位学科专业设置、学位授权点调整的自主权不断扩大，特别在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学位点、自主审核一级学科学位点和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等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但同时也面临一些新的困境。
1.自主设置二级学科学位点
2010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实施细则》（教研厅〔2010〕1号），对二级学科自主设置与调整工作进行了规范，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在本单位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与调整授予博士学位的二级学科；在具有硕士学位授权的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与调整授予硕士学位的二级学科；同时对二级交叉学科的自主设置与调整做出了规定。
从自主设置的总量来看，截至2021年，提交备案的469家培养单位总计自主增设5931个二级学科（含二级交叉学科），其中博士学位授权点3722个（含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467个），硕士学位授权点2209个（含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251个），前者是后者的1.7倍。比较而言，截至2018年，全国一级学科博士点、硕士点分别为3607个和6178个，前者仅为后者的58%，培养单位自主增设二级学科博士点的积极性明显更高。此外，提交备案的179家培养单位总计自主撤销694个二级学科，其中博士学位授权点327个（含交叉学科56个学位授权点），硕士学位授权点367个（含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35个）。也就是说，博士、硕士学位点的增设数均远高于撤销数，其中，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列数是撤销数的11.4倍，硕士学位授权点增列数是撤销数的6倍，表明自主撤销学位点在现实中仍需克服一定的阻力。
从自主设置的学科分布来看，如图3所示，与本学科门类的一级学科数比较而言，工学门类博士、硕士点增设的比例均偏低，理学门类博士点撤销的比例偏高。具体而言，除交叉学科外，工学门类增列的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别为968个和512个，仅分别占增列博士、硕士点总数的29.74%和26.15%。理学门类撤销博士学位授权点92个，占博士点撤销总数的33.95%。显然，这种理工类学位点被大幅裁撤而增设不足的现象，与当前大力加强基础研究、加快理工人才培养的时代要求不相适应。
从自主设置的年度分布来看，2011年、2012年分别增设608个和1627个博士学位授权点，分别占10余年增设总数的16.34%和43.71%，两年合计达到了60%，此后大致保持在每年增设200个左右的水平。2011年、2012年分别增设631个和554个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别占增设总数的28.56%和25.08%，两年合计超过了50%，此后大致保持在每年增设100个左右的水平。这表明，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进一步自主增设二级学科的空间逐渐“收窄”。
2.学位授权自主审核
201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高等学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的意见》（学位〔2018〕17号），决定稳步推进高等学校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工作。同时一并公布的还有首批20所可开展学位授权自主审核的高校名单，经过一轮增补，目前学位授权自主审核高校已达到32所。
截至2021年（2022年公布），32家单位累计自主审核增设一级学科学位授权点244个。其中，博士、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点分别为125个（含交叉学科门类）和17个，专业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均为41个，交叉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分别为18个和2个。
从自主审核增设的学科分布来看，如图4所示，在125个增设的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中，工学门类有23个，仅占增设总数的18.4%，理学门类为13个，占增设总数的10.4%，法学门类、文学门类分别为17个和12个，两者合计占到了增设总数的23.2%。具体而言，在工学门类39个一级学科中，仅有“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学科增设了4个，“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增设了2个，“建筑学”和“城乡规划学”学科分别增设了2个，“材料科学与工程”等12个学科分别增设了1个，其他“力学”等23个一级学科均没有增设。在理学门类14个一级学科中，仅有化学、天文学学科分别增设了3个，物理学、大气科学、海洋科学、地球物理学、生物学、系统科学和科学技术史学科分别增设1个，其他数学等5个一级学科也均没有增列。
从自主审核增设的交叉学科来看，新版目录交叉学科门类设置的7个一级学科合计增设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2个，其中“智能科学与技术（含人工智能）”学科12个，“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科7个，“遥感科学与技术”学科2个，“纳米科学与技术（工程）”学科1个，国家安全学、设计学和“区域国别学”等学科均没有增设。另外，还有18个尚未纳入学科目录的交叉学科。
由此可见，尽管培养单位在自主审核增设学位授权点的过程中，往往会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发展规划等进行综合考量，是一种理性行为，但就整体而言，却可能出现一些需要重点发展的学科专业被“冷落”的“非理性”现象。
3.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
201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30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试点工作的意见》，建立了学位授权点“总量不变，有上有下”的动态调整制度。
截至2021年，416家单位总计动态增列学位授权点1281个（不含军事学），其中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05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713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4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459个。184家单位动态撤销学位授权点1808个（不含军事学），其中，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60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56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550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98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344个。比较而言，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列数是撤销数的1.75倍，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增列数是撤销数的1.3倍，培养单位增设学位点的积极性明显更高。
从动态调整的学科分布来看，如图5所示，工学门类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列数和撤销数分别达到了30个和28个，分别仅占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列、撤销总数的30.3%和48.28%，增列学位点占比明显低于其一级学科和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所占比重，而撤销学位点所占比重明显偏高。工学门类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增列和撤销也存在类似的现象。比较而言，经济学、法学门类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增列数明显偏高，哲学、经济学等6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门类均没有撤销学位点。具体而言，增列的10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覆盖了50个一级学科，其中应用经济学学科增列8个，法学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科分别增列7个，社会学和药学学科分别增列5个，海洋科学、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基础医学和设计学学科分别增列4个，以上9个一级学科总计增设48个，占增设总数的近一半。撤销的60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分布在6个学科门类、25个一级学科，其中工学、理学门类分别撤销了28个和15个一级学科，合计占撤销总量的72%，软件工程、生态学、统计学3个一级学科合计撤销24个，占撤销总量的40%。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1997年版（一级学科总计88个）到2011年版学科目录新设置的22个一级学科中，有10个出现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动态撤销，总计撤销35个，占撤销总量60%。显然，这和学科目录调整的初衷似乎存在“冲突”，也不排除与当初一些培养单位“匆忙上马”，但培养条件存在短板有关。
从动态调整的年度分布来看，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增列和撤销数均在2016年达到峰值。其中，当年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增列和撤销数分别为32个和28个，分别占增列和撤销总数的31.4%和48.3%。当年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增列和撤销数分别为169个和201个，分别占增列和撤销总数的26.3%和37.8%。到2020年，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的增列和撤销数均出现了明显下降，说明动态调整的空间也在逐步“收窄”。
三、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的简单比较发现，研究生招生学科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对学位授权点规模、学科目录中一级学科数量的路径依赖，体现出研究生招生学科结构通过学位授权点布局对学科专业目录的“锚定效应”。进一步优化研究生教育的学科结构，关键在于学位授权点存量和增量的调整。但是，从培养单位自主调整的实际情况来看，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进一步自主调整的动力和空间表现出“收窄”迹象，说明自主调整存在着一定的“天花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和《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构建了目录与清单并行的新模式、放权与规范并进的新机制，为推进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开辟了一条新路，拓展了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的空间，是学科专业目录管理的重大创新。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培养单位的学科专业格局是长期发展积累的产物，既有很强的历史惯性，也会受到学校、院系、教师局部利益和传统观念的掣肘，单纯依靠培养单位的个体理性，可能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例如，一些对高质量人才培养和高校长远发展具有重要“生态”意义的学科，仅仅由于在学科评估中表现不理想，正面临被裁撤的风险；一些近十多年新设置的一级学科，是经济社会发展紧迫需求的反映，但存在“一哄而上”后快速收缩撤销的现象。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培养理工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但在培养单位自主调整过程中，理学和工学门类的学位点不仅增设的覆盖面小、数量少，而且撤销的比例明显偏高。因此，如何进一步完善评价、预警、资源配置等机制，在充分激发培养单位自主调整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同时，放权和规范并进，引导培养单位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处理好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关系、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关系，确保学位授权点调整不跑偏、不冒进，提升学科专业结构调整的科学性、精准性、时效性，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
赵世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研究员；
陈前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